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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村庄的垃圾分类奇迹
莘庄位于北京六环外,村里70%的人都是外来人口。与离城较近的劳动力密集型村不同,莘庄的外来人口大多是陪同子女就读寄宿学校的家长。2016年,在外来家长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莘庄成为北京首批推行垃圾分类的村庄之一。莘庄也是环保组织“北京清洁公益”的雏形。
位于天安门以北50公里的莘庄与北京市中心最大的联系,就是市民们经常驱车来此野餐、采摘草莓。草莓种植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和华北平原上的大部分村庄一样,莘庄的环境说不上太好,但也说不上太差。村里的垃圾分布在街道边20多个垃圾场、垃圾池里,等待市政环卫系统运走填埋或焚烧,不仅不堪入目,夏天更是蚊蝇成灾。同时,村民和不少陪孩子读书的家长也对此习以为常。
但杨静和她的伙伴们觉得情况应该会好起来。
机遇从一只小羊羔开始。
这只小羊羔是杨静在自己租住的房子的院子里养的。她认为养羊羔可以让孩子们更亲近自然,体会到乡村生活的意义。散步或者和邻居聊天的时候,小羊羔都会跟着杨静。邻居朋友来做客的时候,也会给小羊羔一些树叶和水果。每当提起杨静,大家的反应都是:啊,原来是妈妈养了一只小羊羔陪孩子读书啊。
一个春日,小羊羔死了,人们在它的胃里发现了许多废弃的塑料袋。
不仅仅是羊羔,抹香鲸、黑天鹅、牦牛……从天空到海洋,无数野生动物因误食塑料袋而死亡。
▲ 印度河岸上的垃圾和动物。© AJT、WWF-India 和 NCF
另一位陪孩子来莘庄的家长,北京联合大学唐莹莹教授,在台湾留学时就曾接触过“地面不留垃圾”的理念,看到干净整洁的效果后,决定在莘庄也效仿。
家长成功争取到“政策支持”,在村干部、“两委”的配合下,垃圾分类项目于2016年6月9日在莘庄顺利启动。该项目将所有垃圾分为厨余、可回收、不可回收三类。
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果皮菜叶、杂草落叶等,这部分垃圾约占垃圾总量的65%,易腐烂,也是夏季吸引蚊蝇的重要臭味来源。
“净公益”成功将它们变废为宝。厨余垃圾中的烂果用来制作酵素,菜叶、剩菜剩饭用来制作堆肥,完全可以替代化肥。2017年,新庄村种植的草莓几乎全部是用酵素堆肥制成的。
可回收物品占到垃圾总量的10%,包括纸箱、矿泉水瓶等,这些物品被放置在可回收垃圾桶里,等待垃圾收集人员上门收取。
剩下的有毒或不可回收的物品,比如塑料袋、塑料包装等,则被归类为不可回收垃圾桶,由垃圾收集人员定期运往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经过初步的垃圾分类,莘庄交给天元二手材料处理的垃圾,只占原来的三成左右。
莘庄也因环保而受益。专家发现,换肥后草莓甜度增加,用酶堆肥种植的草莓更符合有机饮食理念。莘庄草莓受欢迎程度一直位居京郊草莓园前列。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这是莘庄垃圾分类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
杨静坦言,基于长期形成的习惯,垃圾分类具体落实上还存在一些波折,但仅靠村规民约能做到这一步并非易事。毫无疑问,新理念已经在大多数村民心中埋下了种子。目前,“净公益”的重点是将新庄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更多地区,让可执行的垃圾分类在其他地方生根发芽。“让每个人的家乡都成为可以回去的故乡”,杨静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愿。
▲《莘庄环保市场》月刊。
▌督促法规落实,从源头解决垃圾问题
姚嘉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艺术设计行业。
2009年,她开始研究垃圾问题。契机来自于一次去海边旅行时看到满地的垃圾袋。那年秋天,姚佳居住的小区附近要建垃圾焚烧厂。虽然后来焚烧厂搬迁了,但她看到很多人不知道垃圾分类,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通了@垃圾分类指南微博,每天抽出时间普及相关知识。没想到,它竟然火爆起来,逐渐成为垃圾分类的讨论平台。
当时,一些主张建设垃圾焚烧厂的专家认为,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恶英不会致癌,只会引发皮肤过敏,或者吸入量很小,不足以担心。姚嘉觉得,总得有人把另一面说出来。她查阅了大量文献,参与了专家讨论,写了些文章,越来越专业、敬业。2015年元旦,她在城轨上看到树梢上挂满了垃圾袋,决定不再等待,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从收集图片开始,最后联合多家环保组织,成立了“平民限塑平台联合调查组”。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份俗称“禁塑令”的通知明确规定:从2008年起,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和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从2008年6月1日起,所有超市、商场、农贸市场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袋。
禁塑令实施九周年之际,笔触媒体工作室等12家环保组织对19个城市的119家菜市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其中74家菜市场使用完全违规的塑料袋,在深圳、郑州、洛阳等城市,被调查的菜市场甚至没有发现符合标准的塑料袋。
▲菜市场是塑料袋的“重灾区”。
最初,面对收效甚微的限塑令,志愿者们无从下手。全国几乎找不到一家符合塑料袋标准的菜市场,也缺乏有效的榜样和标杆。平台通过反复摸索,设计出“三块牌子、四项工作”的模式,志愿者监督菜市场、向工商局举报问题,工商局监督菜市场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监督摊位。这种模式相对可持续,而不是“举报、整改一起做”,治标不治本。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执法中仍然扮演着关键角色。姚嘉说,志愿者与政府的关系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互补。志愿者作为第三方,也可以缓解政府执法过程中的一些阻力。只要能把一些问题说清楚,就能形成良好的互动。
同时,考虑到摊贩的承受能力,环保组织在调查过程中也讲究方法,有时会等摊贩用完积攒的塑料袋后,才向工商局申请执法。“有的摊贩一周要花上千元买塑料袋,如果摊贩损失太大,阻力就会很大。”
截至2017年12月,在限塑平台成员单位的举报、调查、建议、宣传等工作中,全国受调查的市场中完全使用不合格塑料袋的比例由62%下降到42%,较9个月前减少了20个百分点。
成为“绿造”的合作伙伴后,“比初传媒”的成员才有了资金支持,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靠转租工作室维持活动。阿拉善SEE基金会发起的“绿造”支持初创环保公益团队,资金可用于团队人员工资、项目费用、办公费用等。“网公益”以及下文要讨论的零废弃联盟、齐吾单车等都是“绿造”支持的合作伙伴。
▌环保组织携手行动
2009年在广东爆发的“番禺事件”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为缓解垃圾清运难题,番禺区政府欲在会江村与中村交界处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建设垃圾焚烧厂,引发当地居民大规模抗议。经过民众、媒体与政府多轮交涉,该事件最终以项目暂时中止而告终。2013年广州番禺废铜回收,同样的项目在南沙大岗悄然实施。
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垃圾焚烧对人体的危害、是否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陷入了低效的争论,争论甚至演变成互相攻击,事件的公共意义陷入僵局,很少有人提及另一面:如何减少垃圾排放?
零废弃联盟由自然之友、芜湖生态中心、自然大学、宜居广州等机构和活动人士于2011年发起,最初以松散的形式运作,2016年开始有组织地运作。
“零废弃联盟”成立的背景是我国垃圾问题严峻:垃圾产量过剩、政府重视末梢处理、前端垃圾减量分类停滞、反对垃圾焚烧引发全国性邻避运动,民众也缺乏垃圾分类意识和行动。这需要全国各地行为体战略合作,推动尽快建立垃圾优先管理序列,制定明确减量目标,动员社会更加广泛的参与,逐步实现“零废弃”社会。
因此,“零点联盟”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促进社会各界在废物管理过程中的沟通与合作,在行动网络和合作平台上推动中国废物管理的良性发展,并通过领导联合行动、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网络维护、信息共享等方式,聚集和维持关注废物问题的群体和个人。
在环保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也有可喜的事情发生。“零联盟”在长沙的调研显示,长沙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实施的《关于禁止在宾馆、招待所等场所免费提供一次性生活用品的通知》执行情况良好。调研组随机走访了长沙市21家酒店,发现12家酒店严格执行规定,不免费提供一次性用品,3家酒店在部分客房内对一次性用品收费,6家酒店完全免费提供。总体来看,长沙市酒店落实《通知》情况总体乐观,在减少酒店一次性用品数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零联盟”在调研中发现,酒店一次性用品大多由小作坊生产,缺乏安全保障、质量控制和环境监测;一次性用品回收尚未形成体系,塑料回收加工行业不景气。©
在推动立法方面,“零联盟”与“笔触传媒”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近两年来,“笔触传媒”起草和参与起草了18份政策倡导和建议,而“零联盟”也致力于推动推行强制垃圾分类政策、建立生产者责任条例、对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提供补贴以提高回收率等一系列计划。
▌搭建公众与回收企业沟通渠道,环保NGO的另一思路
在新京报热线记者的调查中,很多平时在家里捡拾废品然后卖给回收站的家庭,已经放弃了原来的习惯。
“楼下以前有个废品回收站,但两三个月前就关门了。半站路外还有一家,但几天前也关门了。现在我得走两站路才能卖废品。我没时间。”
“我当时卖了几十瓶,没想到价格降得这么低,以前一瓶1毛钱,现在一瓶才3毛钱,刷公交卡也要1块钱,还是亏本的,卖这些废品也没意义。”
回收站的经营者也有苦衷:“纸壳卖九毛钱,我花七毛钱买,差价两毛钱。瓶子卖四毛钱、五毛钱,我只赚一毛钱,你觉得我能赚钱吗?”“现在生意真的不好做,我不想做了。”
▲北京南五环的废品回收站。废品回收种类繁多。过去,什么都可以卖钱。©
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常见,早在2016年,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协会发布的行业报告就显示,2015年废旧回收行业从业人员较2014年下降了300多万人。2014年至今,废钢、废铜价格持续下跌,也与国际原油价格低迷息息相关。
针对废品回收行业不景气的现状,北京齐物资源回收技术研究中心则在另一方向做出努力:直接建立民众与回收企业的沟通渠道,改善“民众想分类垃圾找不到回收渠道,回收企业收不到垃圾”的现状。
很多人愿意参与垃圾分类,但也有很多“扔了可惜,但不知道给谁”的闲置物品,很难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寻找、筛选垃圾分类渠道。“齐物循环”经过系统调查,向公众提供咨询服务,其数据库中的垃圾回收公司涵盖了废旧塑料、家具、书籍等多个类别,有效减少了公众的时间筛选成本。这样的回收体系,不仅有利于环保,减少垃圾焚烧填埋,还可以降低垃圾处理成本,甚至通过回收获得一定的收益。
“齐物”于2017年11月正式上线数据库,并通过微信正式向公众提供咨询服务。此外,他们还与北京有机农贸市场举办了多场二手书、二手家具互换活动广州番禺废铜回收,希望在公众视野中推广垃圾分类回收的理念,而不是随便扔掉。
目前,“齐物”接到的问询大多是想回收衣服、书籍、家具等,此外,也有不少人找不到塑料制品、电池等回收渠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齐物发布的“R立方平台”上找到。
▲“齐屋”倡导闲置书籍交换,通过城市空间“摊位”等形式提供“免费取书”服务。
随着环保公益组织的不断发展,分工细分也让环保组织的动作更加专业。参考台湾的先进经验,“网公益”打造了乡村垃圾分类的良好范例;“笔触传媒”在发表专业、详实的一线报道的基础上,为政府提供政策参考,推动立法、监督执法,致力于从源头上缩小一次性用品产业规模;零废弃联盟针对垃圾问题建立技能培训,开发了社区垃圾分类工具等一系列社区沟通平台;“齐物资源”在民众与回收公司之间打通了更清晰、更快捷的桥梁,也希望培养民众的垃圾回收意识。
在消除垃圾问题的共同愿景下,不同的环保公益组织只是构成了行动链条上的不同环节。通过不同的分工,避免在宏大目标面前的无力感,也增强了可操作性和行动力,是目前环保组织的发展趋势。我相信,随着NGO的分工和社会资源的共同努力,环保的未来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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