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经常去看展览，对其中的一些文物一定会特别熟悉。这些文物往往很美、很有名、有故事，所以要频繁往返各地。它们就像是聚会上最大的明星，要震撼整个展厅。在故宫的“为什么是中国”展览中，就有好几位这样的“职业旅行者”。

几乎被视为废铜的何尊

“为什么是中国”展览明星云集，但如果一定要选一件文物作为“亮点”，那非青铜何尊莫属。何尊作为“195件”之一，地位超凡，而其本身的“秘诀”也让它经常成为重要展览的主角。

何尊的四边顺着尊的曲线向上延伸，犹如花萼紧紧托着一朵盛开的青铜花。

“195”是什么？这是对一些重要文物的非正式称呼。文物的价值很难量化，分类体系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参考。文物可分为一般文物和珍贵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三级、二级、一级。我国一级文物约有20万件，其中195件极为珍贵，已被列入《禁止出国展出文物目录》。大家戏称它们为“195”，何遵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何尊的出土过程却有些惊险，这件在展厅里一直被我们团团围住的珍宝，最后差点被丢进熔化废铜的熔炉里。

上世纪六十年代，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村民陈某在家门后山崖挖土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古代青铜器，高约四十厘米，形似一只巨大的杯子，表面布满奇形怪状的花纹和凸起。陈某将其带回家，作为储粮罐储存粮食。后来，为了补贴家用，陈某将青铜器以八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何遵在废品场里待了很久，幸好被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到废品场捡便宜时发现，买下后带到博物馆。经过清洗、鉴定，这件青铜器被认为是西周早期的一件大酒坛，随后成为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完成了从废弃物到珍贵文物的华丽蜕变，何尊的故事就此结束了吗？

或许是因为尊口较深，且铜锈堆积的缘故，人们没有早些发现尊底的铭文。

1975年，日本正在筹备一个文物展览，何尊入选。上海博物馆的马承元先生在出国前看到这件纹饰精美的青铜器，便问道：这么大的西周易器会有铭文吗？于是他请文物修复师仔细检查，终于在尊的底部找到了完整的铭文。（也有人说是文物修复师自己找到的。）

这一突如其来的发现，导致何遵在日本的展览被迫暂时取消，而学者们在对这块一百余字碑文进行深入研究后，也发现了更多有关西周早期的故事。

碑文拓片中有“宅子中国”。

碑文中有一句“则子中国”，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忠”字形似一根旗杆，旗杆上飘扬着旗帜，中间的“口”或指鼓。无论风向哪个方向吹，旗杆始终居中。古人用这个形象来表示“忠”字，很有神奇的意味。

“国”字写作“或”，也是“域”和“國”的本字，代表领土、土地。从字形上看，“或”左侧的“口”和上下两条短横代表城池，右侧的兵器“戈”则是守卫城池的兵器。在国家边界概念还不明确的古代，人守的城池就是领土的构成和延伸，所以先秦典籍中常常出现“攻克二十座城池”这样的句子，表示占领敌方领土。

何尊是国家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展的压轴之作。

这里的“中国”二字，与今天的“中国”概念不同，而是“世界的中心”的意思。在世界范围内建新都，成为周人的当务之急。牧野之战后，周人的版图向东大幅度扩张废铜熔化炉，位于今天的西安的周朝都城宗周，显得太靠西，不利于统治东方的商朝旧地。于是从武王开始，他们就筹划建新都。在周公的推动下，在洛阳建都的大事，终于在成王年间完成。

虽然“中国”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和我们今天对“中国”的理解还是有很深的联系的。在天下的中心建都，在都城里建皇城，在皇城里建宫殿。这种层层内敛、层层外延的模式，使得天下的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尊“中”的观念也影响了后世，直到我们自称“中国”。

由于不可抗力，陕西、河南两个文物资源丰富的省份的文物未能进京参加“为什么是中国”展览。但因为何尊的亮相太过重要，它克服一切困难，毅然只身进京，肩负起“展览之眼”的重任，傲然屹立在展厅中央。可以说，这是上天选中的一次“专业商旅”。何尊应该评为文物界的劳动模范。

教科书级文物——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是河北博物馆馆藏的名品，其奢华的鎏金、精巧的结构、科学的设计，使它成为汉代物质文化生活的最典型代表。在中学历史教材的支持下，长信宫灯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文物。因此，它的“出差”使命尤为沉重，我们经常可以在不同的展览上看到它的身影。

河北博物馆展出的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出土于河北满城汉墓，墓主人为中山景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但灯上多处铭文表明，它曾属他人所有。“长信上舆”字样表明，它曾陈列于长信宫。当时的主人是大名鼎鼎的窦太后，窦绾是窦太后的同姓氏人。

灯上题有“养心世家”四个字。

六句“养心家”铭文或许是长信宫灯的原主人，有学者认为是阳信公主，而更多学者认为是阳信侯刘捷。西汉初年，刘捷因平定诸吕之乱有功被封为侯，其子刘忠义因参与七王之乱而被废黜。

从这些铭文中，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这盏灯的来历：它曾是阳信侯家的财物。刘忠义被定罪后，这件文物被没收，并被送入窦太后的长信宫。窦太后可能将其赏赐给了她的后辈窦绾。窦绾死后，这件爱物随他陪葬，直到两千年后才重见天日。

长信宫灯的发掘。

长信宫灯拆成了七部分。

长信宫灯出土时并未整齐摆放，而是散落在墓室内，这是因为它可以拆成七部分，便于铸造和保管，也便于清理灯内的烟灰。

灯与宫女之间，通过一条长长的“袖道”相连。

实际使用时，用作灯罩的铜板可以开合，控制光线的方向和强度。烟灰会顺着宫女的宽袖流下，被引入并吸收进体腔，避免污染房间。设计的巧妙令人惊叹。

从下跪的宫女那平静的面容上，我们仿佛能看到两千年前汉代宫廷生活的灯火摇曳、欢乐无尽，能工巧匠们的心思意念，以及尘埃中流淌的时光流逝。

代表大会的青铜圣树

我们似乎能发现，上述这些总是在出差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体积不能太大，否则不方便长途跋涉。因此，像后母戊鼎这样的巨无霸，只能安然地待在自己的展厅里，很少露面。不过，也有变通的办法，虽然不能亲自前往，但可以派出代表出差，看一看世界。在“为什么是中国”展览中，就有肩负如此使命的文物。

展览的开场器物是一件来自三星堆的青铜器，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设定。在中华文明这个多元整体的叙事体系中，选择一件巴蜀地区出土的古器物作为开场，可以打破传统中原思维的窠臼。三星堆也是所有观众最好奇的存在，其充满想象力的器物造型给人很大的遐想空间。

与观众席一对比，可见青铜神树有多么高大。（图片来源： ）

除了面具，三星堆文物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青铜神树了。古蜀先民对这棵高达数米的神树有何感想？人们将三星堆神树与远古的太阳神话联系起来，认为它可能是扶桑与若木。神树上栖息的鸟儿代表太阳轮流休息——后世人们也常用三足金乌来指代太阳。

一只鸟站在一棵青铜神树上。

青铜神树太高，展览要求非常严格，文华殿高度有限，无法容纳如此大的体量。因此，本次展览选择了一只立于树上的青铜鸟参加国宝盛会。这只来自巴蜀地区的鸟栖息在展厅前方，仿佛随时准备展翅翱翔，引领观众追溯这段悠久的历史。

替身护臂

在“195件”文物中，有些除非你非常幸运，否则很难见到。最罕见的可能就是护臂了。真品从未展出过，而且几乎从未展出过。在“为什么是中国”展览上展出的只是一个复制品。

复制品也在首都博物馆的“永恒珍宝”展览中展出。

这是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件汉代护臂，距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2000年对于脆弱的丝织物来说，是一个难以跨越的时间鸿沟。幸运的是，得益于新疆干燥多雨的环境，这件护臂保存完好，色彩鲜艳，花纹清晰。

如同我们今天用文字来装饰衣服一样，这件护臂也以汉字作为装饰的一部分，上面织有“五星东升，吉祥如意”几个字，吉祥寓意不言而喻废铜熔化炉，因此成为最受欢迎的器物。

虽然经受住了时间的侵蚀，但是护臂是采用蛋白丝材质，内部比较脆弱，无法经受室外环境温度、湿度的变化，因此常年闲置在新疆的仓库中，很少向公众展示。

但这个文物太过重要，复制品只能满足展览的需要，如果用现在的机器去复制，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中国丝绸博物馆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复制方式：能否利用汉代的纺织技术，再现这个珍贵的文物？

这听起来可能不是一个难题，但如果我们知道这副护臂背后的工艺，我们可能会放弃。因为护臂上的图案不是刺绣，而是由机器自动编织而成。要实现这种织锦工艺，人们需要制造极其精密的机器，以便熟练的工人用简单的重复操作就能编织出复杂的图案。

修复后的汉代织布机。

要复刻护臂，首先要复刻汉代的织机。但如今我们已无从知晓其模样。幸好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六台织机模型，为织机的复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人们也参考了后世提花织机的思路，结合汉代织机模型，终于做出了一台可以织出“五星东升，兴旺发达”护臂的织机！

这台织机曾在首都博物馆“永恒珍宝”展上展出，去年博物馆日晚间，一位工艺大师在现场演示，简单几步重复后，一块块纹饰繁复的锦缎便一针一线地织了出来。

“五星东升，吉祥中国”织锦。

虽然原版护臂已经很少见到，但以原版工艺制作的复制品却仿佛有了灵魂，它们代替了那些报废的珍贵护臂，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智慧和现代人的思想。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或许我们也可以对这些总是要长途跋涉的文物给予一些认可，感谢他们来到展览，让我们不用远行就能看到中国的瑰宝，让我们在小小的展厅里徜徉在5000年的文明长河中。

鸣谢：编辑老宋、十八年蝉；摄影师@一一的博物馆集，部分图片来自@脉影及网络；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