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促进中央企业创业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政策，支持中央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企业，重点投资早期、小型、长期、硬技术；他们明确表示，要建立一个功能型投资基金。重点关注创投基金全生命周期考核机制，完善符合国有央企特点的考核和尽职合规豁免机制，设定容错率等。

两部委联合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仅鼓励央企敢于冒险，也鼓励央企投向曾经不敢、不愿涉足的创投领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早早布局。他们所传达的信念和决心无疑是鼓舞人心的。

央企始终是市场信心和经济方向的灯塔。由于央企实力雄厚、市场信用评级较高，与央企的交易一直被视为低风险交易。风险投资市场的实践证明，央企在这一领域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央企共管理创投基金126只，认购规模529亿元，投资金额313亿元。他们为推动科技攻关、破解瓶颈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国内创投市场，国有资产才是真正的支柱。 2019年以来，国内创投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行情。疫情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市场化创投机构面临退出渠道不畅、投资失败率高、投资泡沫严重等各种问题。大量早期投资资金无法变现和退出，导致国内创投市场进入行业寒冬。这促使一些有实力的市场化风险投资（VC）寻求与国资合作。国企、地方平台设立的母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成为不少VC、PE（私募股权投资）的LP（有限合伙人）。有些 甚至是单一的资金提供者。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有控股及国有LP披露投资金额合计占比81.2%，成为VC市场无可争议的中坚力量。

此次，两部委为央企发展创投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及建立容错机制、加大失败容忍度、完善内控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等。 ，都是为了分解风险投资市场的风险敏感点。提高央企创业投资基金敏感性和适应性的重点。

当然，这些政策措施的有效性还需要市场的验证。要把央企的耐心和耐力真正转化为创投市场确定性的支撑框架，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

一方面，我们必须真正认识自己和敌人。央企的体制机制决定了其更适合在确定性条件下追求稳定回报，对经济社会敏感性的适应速度相对较慢。创新创业本质上是在可能性条件下寻求确定性回报，这就要求市场主体具有快速决策能力。要具备这些能力，就必须将组织治理扁平化，以最大化公司面向市场的弧线，即公司的市场暴露度。

这意味着在风险投资市场，提高试错率、提高战略损失容忍度只是一方面。本质上，他们需要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具有面向对象的敏感应变能力和决断力。需要的是投资机构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管控能力、风险缓释策略的韧性等。

因此，央企和其他企业如何参与创投市场，在哪个环节更适合参与，需要有清晰的角色定位；然后，在对自身和所从事的业务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确定央企需要什么样的试错机制，应该设置什么样的容错空间，应该承受什么样的战略损失忍受了。只有这样，央企才能更好地发挥耐心资本、长期投资和创投市场监管者的作用。

鉴于央企近年来参与VC、PE的表现以及自身独特的优势，央企或许更适合在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上发挥积极作用。资金方面。例如，他们可以利用低成本融资能力和高信用评级的优势。作为母基金等，成为专业的VC、PE LP，通过资本约束在创投市场发挥央企的作用。

另一方面，要明确分工与合作的界限。专业分工与合作是现代经济的本质特征。风险投资市场不仅需要较高的容错能力、试错机制、较高的战略损失空间，还需要责权明确、独立决策能力、激励明确的授权信用机制。通过约束机制和责任分担机制来确定各方边界。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基于专业分工确定的边界感是确定容错能力、试错机制、量化损失容限等的关键和核心。只有这样，前者才能真正得到落实。明确定义。

在风险投资、创新创业等活动中，只有确定各方的边界意识，才能了解可信可行的边界；只有明确了边界，专业投资机构才能描述基于边缘博弈的创新创业可能的风险矩阵。这是将创新创业活动的具体行为从不确定性转变为可量化的风险概率分布的关键和核心。

因此，央企在布局创投市场时，需要打开开放包容的心态，真正将创新创业的不确定性量化为可操作的概率分布图，让“失”有价值，“得”有价值。有价值的。有了方法，才能探索中国创新驱动的新模式、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