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2024年年会暨第十七届企业家论坛将于2025年1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发展新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致辞。

刘世锦表示，疫情过后，我国经济总体恢复并向好。 2023年，我国GDP增速为5.2%。预计2024年5%的增长目标仍然可以实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较高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总需求水平下降的压力。

刘世锦强调，中国经济需求不足不是投资不足、出口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焦点是服务消费不足。因此，他提到，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需要找准重点和难点：一是依靠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文化体育娱乐等、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以通信等开发性消费为主的服务消费；二是中低收入阶层，主要是农民工；三是以人民为中心、平等发展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是什么导致了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偏差？他指出，长期以来，体制机制和政策倾向偏重投资轻消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主要是由两个问题造成的。一是整体水平低，二是内部差距较大；城镇化比重和质量低；这与收入差距过大有直接关系。

因此，刘世锦指出，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短期内物价和产出出现负循环下滑，需要采取适度规模的刺激措施。但刺激是有代价的。规模越大并不总是越好，非常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常不是最佳选择。 “对我们来说，以刺激作为主要或长期战略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增长，不利于刺激依赖的形成。” ”

他强调，刺激措施应该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我们必须用刺激+改革的方式，花钱建新制度，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解决制约消费需求扩大的深层次结构性体制问题。具体来说，他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大力提高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新公民的保障性住房、养老、社会保障、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可以是把政府收购的滞销房改成经济适用房，或者出租或出售给新居民。由公民提供。

刘世锦表示，住房供求关系已从过去总量不足的问题转变为结构性问题。例如，一些农民工家里可能有200平方米的小楼。他们一年只能回去一次，有的一年就回不了。有一次，我没有在那里住一晚。一年364天我都在这座城市。我住在地下室。据统计，住房面积相当大，但实际住房条件却很差。在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说是房子多了，价格也跌了，但还是有大量的人在低质量的住房中生活困难。

同时，除了农民工外，他建议将高房价城市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纳入保障范围。中国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实际上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加快探索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机制的住房保障体系。一方面可以加快去库存，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房价，这一点相当重要。许多家庭过去买了房子，现在用钱来偿还债务。所谓的资产负债表收缩，让他们松了一口气，让他们有一些资金可以消费。

2、5.5亿中95%是农村居民的城乡社保基金和城乡居民养老基金。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筹集资金来提高水平。

“每年都有刺激计划，现在都是以万亿来衡量。比如能不能拿出一万亿用于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让人均养老金200元提高到600元，直接把钱送到这里，就能看到扩大内需的效果。”

此外，刘世锦还提到，要探索国有金融资本更大规模向城乡居民配置。 2023年，国有资本股权102万亿，国有金融资本股权30.6万亿。两项合计132.6万亿。可以考虑更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分配和配置，比如安排10万亿国有资本金融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假设这10万亿国有资本分配给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集中运营，可以实现7%的回报率，每年收入7000亿。这些领取养老金的人每月200元左右，可增加300元，比原来的200元增加一倍多，这对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将起到巨大作用。数据显示，收入相对较高的人往往储蓄率较高，有一定的预防性储蓄，同时边际消费倾向也最高。向低收入人群分配养老保险，将大量预防性储蓄转化为实际消费能力，直接增加消费需求。”

3、以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带动第二次城镇化浪潮，提高城镇化比重和质量。

城镇化比重较低，制约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如何提高城镇化比重？刘世锦指出，要以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委员会在城乡结合部的突破口，在城乡结合部开展改革试点，实现城乡居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市场化。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在符合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外流转，允许小产权房合理进入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入市购买住房。交易。可以先做一些试点，形成可行的做法和经验后再大规模推广。同时，在此范围内，可以试点征收房产税。通过改革，一方面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其中一部分也可以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等融资，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也会减少。增加。土地资源市场化仍有空间、潜力巨大。

农民可以进城，城镇居民可以下乡，为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提供了更大空间，带动了中国第二次城镇化浪潮。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人口居住在城市核心区的比例约为30%，60%以上居住在核心区以外的都市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地区。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这个领域搞得好，可以聚集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基建、房地产也有增长空间。

“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城镇化比例，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快速增长。我们希望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中等收入群体从现在的4亿人增长到800-9亿人。” “在这个中速增长时期，服务消费的比重可能会大幅增加，”他说。

刘世锦认为，扩大消费问题是经济变量的调整。事实上，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重基础设施建设轻基本公共服务、重工业化轻城镇化、重城镇化的局面。内部人轻视外部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农民工的政策导向需要改变。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创新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拉动。加快改革解决我国消费结构性偏差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刘世锦最后强调，当前推进改革，需要激发企业家和地方骨干两个引擎的活力和创新精神。 “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各地主要领导人的创新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家精神，这也很重要。一个地方有没有好的领导人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类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或者说是发展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两个关键群体，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激发这两个引擎的活力和创新精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无法逃避责任和责任。安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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