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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古代货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经典的“方孔圆形铜钱”。仔细观察，方孔周围环绕着四个大字——“开元通宝”。斑驳的斑点，散发着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古朴厚重感，仿佛唐代的琳琅满目、商贾云集，都被这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但是开元通宝只有唐朝才可以用吗？

在如今人的印象中，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政权更迭，这个朝代所创造的货币逐渐被埋在深窖或者古董收藏家的柜子里，不再流通，也没人会拿出一枚民国银元去集市上买东西。

其实，这枚唐钱，可能在明代市场上流通过。明末学者蒋绍枢在笔记中写道：“少时见开元钱、万历钱，轮廓圆润，字迹端庄，有青砂点，古雅可爱。钱背有指甲印，相传是杨妃用指甲捏成的蜡模，形似月牙。”(《云石斋笔谈》)据此人描述，开元钱在明代其实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要强大得多。同样，著名的汉五铢钱是否也曾在唐朝人生活中流行？改朝换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古代改朝换代，前朝的货币又去了哪里？

五泰铢硬币

流通700多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以来都是“钱本位”，即大额交易用黄金，小额交易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铜钱常常被用作流通手段，无疑更为重要。

铜钱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流行，这一时期的学者们把各种铜钱分为四大体系，即布币、刀币、圜币（又称环币）和蚁鼻币，这四种体系的钱被称为“钱”。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废除六国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半两钱”成为全国统一货币，币制的统一不仅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更是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要求。

事实上，秦朝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点，诸、梁成为货币单位，圆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状。这并不是秦始皇首创的，而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与其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倒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秦二世死后，西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秦制，但“半两”却不再沿用：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最初都是以其重量来命名的，如秦朝的“半两”，汉朝的“半两”，汉朝的“五两”等。后来，这个名称逐渐与重量脱离了。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减为八两，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减为四两。按照“二十四两为两，十六两为斤”的标准（《汉书·历代志》），这“半两”铜钱缩水了三分之二，自然难以与“半斤”这个名称相提并论。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而难用”，汉朝允许私铸铜钱，那些拥有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借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价书》）

比如文帝时，有个管船的小官叫邓通，他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生病的时候，还帮他吸出痈疽。当听说邓通“穷饿而死”的时候，文帝不忍，心想，怎么能让邓通穷死呢？于是把舒县岩岛的铜矿送给了他，邓通用此私铸铜钱，“邓通钱”传遍全国，他因此财富超过了诸王诸侯。（《史记·宠臣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首领吴国，也靠“铸山钱”发了大财。

这种民间过度铸币，导致市场上货币重量不一，物价上涨，欺诈现象猖獗，管理十分困难：

“

况且民间所用钱币，各县不一，有的用轻钱，百钱加定​​数额，有的用重钱，数额平均不准。若法币不定，官吏急于统一，则麻烦重重，不能应付。若放任不管，市面就会流通不同货币，币文就会混乱。

——《汉书·食货志》

”

对于大一统的汉朝来说，现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桑弘羊提出货币改革，被汉武帝采纳。各地私铸的钱币不得不全部销毁，朝廷授权上林三司铸造新钱——“五铢钱”，此后五铢钱便被广泛使用，直到唐朝以后才退出流通阶段。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五铢钱，多达300多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五铢钱虽然在漫长的700年间，受到新莽政府“禁五铢，发新币”的挑战，但仍保持着独特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都有铸造五铢钱的例子，而各个朝代铸造的五铢钱也鱼目混珠，在市场上混杂不清。蜀汉政权曾发行过“直百五铢”，其重量只有蜀五铢的三倍，但价格却是其百倍。这使得蜀汉政权能用同等数量的铜，换取比过去多30至40倍的物资和钱币。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之内，蜀汉国库便迅速充盈，为诸葛亮北伐和一系列对外战争奠定了财政基础。这种抬高币值、掠夺民财的做法，从长远来看，其经济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孝梁年间，梁武帝铸造了梁五柱钱和另外一种没有外缘的钱，称为“女钱”，并多次下诏，要求全国只使用这两种新铸的钱。但效果并不明显。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柱、五柱、女钱、太平百钱、定平百钱”、“五柱直钱”、“五柱对文”等，其中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柱钱的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钱币。五柱，如“太和五柱”、“永安五柱”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五柱钱，从左上到右下依次为：西汉五柱、鸡眼五柱、剪边五柱、东汉五柱（四面）、蜀汉直白五柱、北魏永安五柱、北齐昌平五柱、南朝梁五柱（官制女钱）、隋五柱。图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到了隋朝，得益于南北政治的统一，广阔的全国市场重新出现。汉末长期的政治动荡和分裂，导致钱币种类繁多，重量不一，也需要新的货币本位。

隋文帝初年，通行比较标准的五铢钱，每千钱约重四斤二两。但当时市面上铸币总体很混乱，民间私铸现象仍然存在。（583）各通商口岸都要严格查验货币，符合标准的货币才能入港，不符合标准的货币要没收重铸。一些旧钱如长平五铢（北齐）、五星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币在两年内被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大小、重量适中，外缘与文字同高，起到保护文字，不让文字轻易磨损的作用，从此以后，古钱币的基本重量就固定了，甚至唐朝废除五铢钱之后，新制的五铢钱大小、重量仍以五铢钱为准，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铸行最成功的钱币”。如今，新疆乃至乌兹别克斯坦都有出土五铢钱。

唐宋货币

它的生命比创建它的王朝更长

货币在唐代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体现在货币名称上。唐代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几乎都是以其重量命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钱币还是“一定重量的钱”。唐代时，钱币被称为“铜块”，而从唐代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等，并以当时的年号命名。在钱币学家眼中，这说明货币有了更多的社会意义，钱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宝藏”。

如前所述，在钱币上铸年号的做法，在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唐代最早铸的钱币，并非年号钱。高祖初年，仍沿用隋朝五铢钱等古钱。唐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改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列，十钱一两，千钱六斤四两。”（《旧唐书·十虎志》）

从此以后，铜钱不再以重量命名，改名为“通宝”流通。通宝意为“流通的珍贵物品”。唐人有“钱为通宝，国之威”之说。同时，开元通宝以开元五铢钱代替了戊戌时代的五铢钱，由二十四铢为一两，变为十钱为一两，是计量单位的一次重大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批武德年间铸造的钱币到底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一直存在着千百年来的争议。

《旧唐书·食货志》云：“字从上而下读，再从右而左读（即直读，开元通宝）。从上而右读，则绕圈读（即螺旋读，开通元宝）。意思也对，通俗的说法就是开通元宝钱。”史书巧妙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有道理，把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人。

当今的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时期不少文献都有“开元通宝”之说，但自两晋南北朝以来，钱文的读法都是直读，初唐时期的货币也应该尊重这一传统，即读“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又俗称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所以它并不是年号钱，其含义，从字面上来讲，好像是为了开创一个新纪元，抛弃过去陈旧、不完美的痕迹，体现了一种美好的政治想象。因此，后世也出现了仿制“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照《开元通宝的由来及意义》

唐乾丰元年（666年）铸有“乾丰全宝”，为年号钱，但使用不到一年即废。还有重宝、大历元宝等。

毫无疑问，唐代钱币中最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开元钱是唐朝三百年间最重要的钱币，唐朝之后的几千年间，开元钱依然在流通，其重量大小成为后世铸钱的范本。有言道：“半月掩尘，开元字犹存。”即便到了清朝，开元钱在较偏远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依然很受欢迎。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东部的朝鲜、日本到西部的阿富汗，均有开元通宝钱币的仿造和使用，以开元钱币为核心形成了货币文化体系，维护了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开元通宝，来源/中国货币金融史博物馆

史学家常常把汉、唐两朝并提，其所铸钱币亦然。五铢钱自汉武帝五年起用，汉朝三百余年无变；而开元通宝钱自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起用，两三百年无变。吕祖潜说：“自汉至隋，唯不变者五铢制；自唐至五代，唯不变者开通制。”（此处用“开通元宝”）（读）由此可见五铢钱和开元钱影响之深远。

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钱币书法版式优美，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会铸造新钱，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发行一种新式钱币。

从货币经济价值角度看，这种变动性的铸币似乎不利于交易的稳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宋钱不同版别，年号不同，而钱币大小、重量几乎无变化，数字可视为钱币的年代和版别，不同版别的钱币并不妨碍其流通。

宋代货币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深远，越南北宋时期开始铸造类似中国钱币，朝鲜北宋时期也开始铸造钱币。日本高丽、交趾等地，宋币是流通的主要货币。到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币成为日本的主要货币。彭信伟先生把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币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两代仍有一定程度的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在明代流通的铜币中，明币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都是唐宋钱币，甚至私人铸币厂也经常铸造唐宋钱币。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录》中说，福建漳浦县在嘉靖三、四年通行元丰钱，七年、八年通行元佑钱，九、十年通行天圣钱，万历三、四年通行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我年少时，见市面上多铸南宋年号钱，后至北方，见多铸汴宋年号钱……其间有一两枚唐代钱。”

这些宋钱品质优良，数量众多，被称为“良钱”，很多甚至被人从地下挖出，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荒废不用”。（《五杂俎》）明人对各种宋钱十分喜爱，除了本朝发行的钱币外，什么都用。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货币和政权的命运

战乱之后，新王朝不断建立，经济时常陷入衰退，需要重建，市面上钱币良莠不齐，重量不一，交易欺诈现象猖獗，因此，需要规范货币的使用。

前朝货币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新铸钱币的质量，以及是否能真正取代旧钱币。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能够顺利过渡，而旧钱币则继续在市场上流通。

除铜币外，中国历史上也曾流通纸币。

元朝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流通，但未能维持纸币价值的稳定。元末物价飞涨，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元朝政府无力应对。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进一步的过度印钞，只会使情况雪上加霜。

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毁灭它的货币”足以证明这段历史常平回收废铜，随着纸币的无可阻挡的衰落和国内局势的愈发紧张，元朝走向了灭亡，并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失。

元至元同兴宝钞。 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初元朝效仿，以纸钞代替硬币，后来又做了一些改变，直到纸币价格失控，才最终以银元和硬币作为支付手段。明朝以后，宝钞不再流通，用“钞”来表示货币，但货币早已深入人心。明末，仍用“钞”来指货币，如“银钞”或“潮银”常平回收废铜，其实就是指银元和钱币，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初入关时，明钱被允许流通：“初户部新铸钱币已足，暂行流通的只有前代崇祯钱。”（《清史稿·粮货志》）我们今天所见的崇祯通宝，其钱背印满文“宝泉”，或汉文“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符号出现在同一枚钱币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朝在全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前朝的货币随着朝廷的禁绝而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余铜，准予废黜，上交官府，以现金支付。严禁私铸小钱、伪钱，旧钱禁绝。”后来，因官府未能足额支付钱款，便下令全国，要求三个月内支付完毕。逾期使用钱款者，将受到惩罚。这意味着清朝稳定后，必须将铜钱归还官府，严禁私铸和使用旧钱。

但古钱流通已久，一经禁行，势必引起经济动乱。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大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方便百姓生活，古今钱币可以并用，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自汉以来，不曾废古钱，专用今钱”。而且，在钱币体系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可以“以古钱明时局”，于是便以今钱代替古钱。康熙帝也赞同他的说法，并“放宽旧废钱的禁令”。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禁铸旧钱、假钱，清廷重点收缴“弘化”、“昭武”等假钱，仍准旧钱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政府虽然严格执行钱币禁令，但其主要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铸造的假币和一些反清势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支持古钱流通，而是以旧钱折价换取当朝钱币。

随着历史的进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货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钱币既有传统的银币、铜币，也有外来货币，清末又引进新的铸币技术，铸造了新的“铜币”，但只在部分省份使用。

广东省铸光绪元宝铜币一百枚，面值一元。图片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纵观中国古代“一般等价物”的总体命运，作为主流金属货币，其生命力强大，甚至比其所属政权还要强大，以铜钱为代表的金属货币有其特殊性，使得其不会随着政权更迭而迅速消失，而能够长久存在。尤其是像汉五铢钱、开元钱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金属钱币，更是在几百年间一直流通不衰。

当货币体系混乱，欺诈猖獗，正常经济活动难以开展时，政府会想方设法收回市场上的“劣币”，铸造新币，建立稳定的货币秩序。当然，新币很难快速进入市场。相比之下，依赖政府信用、维持稳定价值的纸币，则与政权兴衰息息相关。

政权更迭，王朝政治统治结束，但经济惯性依然存在，货币就是见证之一。

参考：

《史记》、《汉书》、《旧唐书》、《文昌帝君》、《日知录》、《清史稿》

彭心伟：中国货币史

宋刚武：古钱币

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来源：国家人文史（文/齐野）

责任编辑：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