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为进一步传承发扬“锦江经验”，丰富安海历史文化内涵，全面展示安海古镇的历史变迁，鼓励更多人认识安海、了解安海、关注安海，参与到安海古镇保护中来，我镇推出“欣赏建筑·发现安海之美”——安海老建筑故事专题，让老建筑“活起来”，让大家感受到文化安海、美丽安海。

“砖石砌成”是闽南建筑中独特的砌墙方法，用各种形状的石块、红砖、毛石砌成墙体。在逆境中奋起的坚韧，生动地体现了闽南居民在建设平安安逸家园的同时​​，祈求大富大贵、子孙万代的心态。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龚家大宅，感受一下独特的“出村砖石砌成”。

龚府那些事

（吴杭）

明清时期，安海西河多大宅院，其中以陈文头、陈澳头、龚姓居多，相传从西河镜浦到芦峡龚厝寺，多处龚家宅院，故今仅存一处砖石建筑代表杰作——龚家宅。

龚府位于西河、明义、镇西三条街交界处，北连大巷，南连十石巷，东经枝城与通天巷相连。1950年门牌为西河井48号。1966年“破四旧”运动开始，街名因“四新”运动而带上“革命色彩”，门牌改为工农巷12号，门上匾额为“毛主席万岁”。

龚家宅邸坐北朝南，五开间三层，屋顶为燕尾脊人字形屋顶，为砖木石混合建筑，墙体为砖石砌成，中层以杉木为主梁，内层为白石灰加藤条砌成。

中部为宅内主体建筑，以大殿为中心。殿内设父母神龛，供奉木牌位。神龛两侧各有一道高高的门槛，可进入后殿及后部，小孩子难以攀越。第二厢房为后室，有榉头。大殿前廊道东西贯通，两边有门，分别通往西和经铺及书城。

后楼亦为五开间，中间为厅堂，后为后廊，厅堂两侧各有厢房两间，厅堂前廊道东西两侧均有门，通向西河经铺及东侧小巷，经门可通向屋后空地，各主厢房均装有榉木头。

前院内有书房、花房，花房有门厅，坐北向南。书房对着外门，外门坐西向东，大门旁有门卫室。

大屋有大深井四口，小深井六口，厅堂三间，房间二十余间厦门废铜收购，高低错落的木门槛三十多道，全部用竹板遮盖。

据查，西河井龚厝的建造者是龚旭（1742-1781），应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落堂上悬挂着“广博”、“广目”等匾额。画像显示，当时只有龚氏一人李雪居住于此。我们称呼李雪为姑姑，也称呼来同住的父亲为爷爷。李雪有一女二子，女儿叶阿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去世。嫁给汽车公司司机，黑色轿车驶向西工街头头。长子龚金科是养正中学四十四组毕业生，考入厦门水产学校，后在厦门工作。于是李学与小儿子金怀（清江）一起迁居厦门，居住在鼓浪屿龙头路10号。金克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可惜早逝。

龚文治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迁居诸侯罗。文治博在糖业公司工作，妻子郭缵华是东市人，育有一女二子。长子茂全在天元旧料厂工作，次子茂成大学毕业。茂成结婚后，曾携妻回安海。岳母问：“你属什么？”儿媳用普通话回答：“龙。”岳母答：“狼，狼咬人，怕死。”

地主除李学外，还有龚长寿、龚长富、龚长发三人，他们可能是李学夫（水心）的兄弟，也是广博的后代，长期居住在厦门，也有一部分居住在大同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破旧房屋后屋里住着一位姓龚的老人，我们叫他林大叔，单身，瘦削，在茶馆当服务员，他可能就是安海辛亥暴动的参与者“西河井龚林”。

这所宅邸居住的人不仅有家堂人，还有余家、洪家，所以这所宅邸又叫余宅、洪宅。朝宗一家住在前弄，洪墨和宁波则住在中弄，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朝宗是城隍街天义丝布店的东边，洪墨和宁波是农民，庆昌是农民。后来，朝宗在西和宫附近建了房子。几年后，宁波也在朝宗家后面建了一座简陋的房子，洪墨则搬到了雅仔坊，宁波的长子昌茂擅长造纸，手艺很好。据姐姐说，朝宗一家住在前落的时候，家里并不太平，桌子上的东西经常无缘无故地被搬到床上、地板上。后来内坑的陶木租了房子。每次从坑里回来，经常会发现门被闩住了，根本打不开，自从陶暮走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也没人检查过。

1949年，龚厝里住着几位天元旧货公司的司机，其中白波住在后楼东厢，邵平波和庆辉住在下层楼。邵平波的大儿子叫俊民，和我同岁，庆辉的母亲叫吴诗，我的弟弟叫进才。进才进安公司后，全家搬到了泉州。

1950年初，陈玉来一家从通天巷许厝搬进来，住在后楼西侧的两间厢房里。舅舅玉来是药剂师，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二儿子义民、三儿子义彪都是尖子生，都考上了高考。另一家人是龚树堆，是中医，住在书房里。堆波有两女一子，儿子叫万喜，后来在日用塑料厂当经理，小女孩叫丽华，后来在保健院工作。

司机搬走后不久，楚在奇一家就搬了进来。在奇叔叔几乎双目失明，但他天黑后早早起床，站在小竹椅上，用破布搭起丝瓜棚。他的大儿子朝阳名声大噪，是个红烧肉大厨，有10个孩子。老三德兴是天元二手材料的创始人，老四金胜是天元二手材料的领军人物。

1958年，秋菊和莫莉住在中屋东侧的两间房里，秋菊的儿子叫许先荣，长大后在交通局工作，编辑过《晋江市交通志》，莫莉是东市人，卖过旧货，还做过媒人。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安置点里居住着四户人家，除我父亲吴金生是江苏徐州人外，还有温传藩是浙江温州人，陈丕辉是台湾人，还有萧何秋是潮州人。温传藩是总厂的师傅，也是名门望族。他有8个孩子。老六和平交不起五毛钱的学费，便辍学回家学做秤，后来在下徐巷摆起做秤的摊子，靠卖碗筷发展生意，就是荷花电器城，现在在福州、厦门等地开了多家连锁店。陈丕辉是卫生院的牙科医生，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小儿子继承牙科事业，大儿子杰生是供销社的采购员。作为党委委员，他每次去上海、山东出差，总是帮邻居买上海货，比如涤纶、衬衣领子、围巾、丝巾等。换牙膏管、铜钱，买铜茶筒、鸭毛、猪骨头等。因为工作辛苦，奔波劳碌，他每天晚上要喝四两三十七度的晋江地瓜酒。酒很简陋，有时四颗杨梅就够了。弟弟肖树全住在蛤市，也买废铜、废铁。

1945年我一岁生日后，我们家从玄坛宫周厝搬到了西和镜泊宫后面的厢房，1914年我母亲就出生在后面的这间厢房里，当时房东把房子抵押给了我母亲家开办的吉金商行，解放在即，货币贬值，赎金只够买一块菜饼，60年代初，我们家住的是中档厢房和榉房，还包括了厅堂和深井的使用权，每月租金是14斤大米，相当于人民币1.62元。

龚措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房间的屋顶大多已破损。一下雨，屋顶就如筛子一般，房间里到处都是水。屋里所有的洗脸盆、水桶、洗脚桶、碗都应付不来，床、桌子、椅子全都坏了。地面还湿着，水溅到地上。中、前两层的地下排水沟被堵塞，深井成了池塘，人们进出都得趟水。因为前两层较低，深井满了，花香的厅堂和房间都被水淹了，洗脚桶、小便池和木屐都浮在水面上。

贡厝后面有一口井，不深，阳光直射井底时，放下铁钩，很快将掉落的水桶捞出。天干了，年轻人就把井底的水留给老人取。要打水，就得去陈庆吉住处、石室巷的许厝或西贡的刘厝打水。

老屋没有厕所，家家户户在房内都设有“床巷”，“床巷”内有木制便池，用于排便，还有痰盂、夜壶等用于小便。白天，男人们到大巷中余家家后的旱厕方便。西河泾铺里到处都是擦屁股用的碎瓦片，十分方便。擦屁股用的瓦片都扔进厕所里，闽南方言叫“屎石”。每户在房前屋后埋上一个大粪桶，包工头收粪（“收了就治”）的农民，每年回馈几十斤黄豆，保证了全家一年的面食需求。家庭主妇把垃圾卖给农民当肥料，把泔水卖给养猪户当饲料，又能多挣几分钱的额外收入。

西河镜铺是居民聚集的重要场所。上世纪50年代，每年农历七月十二日，西河镜铺都要举行普渡仪式，家家户户都会在杆子上挂上普渡灯，纸灯笼宽4米，高4米，大法师就靠在宫措的砖石山墙上。下午，家家户户带上供品，祭拜大法师，焚香放鞭炮，热闹非凡。上世纪60年代，为了备战，西河镜铺一次又一次地挖防空沟，所以土质松散，挖了很快就会塌陷。

80年代，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温师傅自己制作低音喇叭箱，每天放轻音乐。1982年，我家从中国商店买了一台台湾产的14寸“Sound Bar”黑白电视机，还把电视机换成了日本产的松下14寸黑白电视机，装上自己的天线，播放电视节目，有日本电视剧《血凝》《紫泽红》等，也有香港电视剧《楚留香》，成了露天电影院。由于信号问题，图像不稳定，但每天晚上，大人小孩还是自带凳子，准时入座。后来，温师傅又买了一台日本产的110V旧彩电，宫厝进入了大彩电时代。

我是1989年12月底搬到东里新村的，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龚府里邻居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相处的情景。尤其忘不了那些和他同龄的邻居，我们曾经在月光下背诵《月亮好亮》的童谣，在西河镜泊一起弹奏《烟壶集》、《强吉子》、《米招》、《火出集》、《拱科子》、《庄壁》、《钓鱼》和《过五门》，演木偶戏，游灯过元宵厦门废铜收购，烧塔过中秋，一起“建在板子”。

曾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邻居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一次见面、每一次电话都显得格外亲切。说到以前在宫厝一起生活时的点点滴滴，总是滔滔不绝。同时，也会关心对方家人的生活、学习、工作、健康等。这种感情独特、朴素、永恒，就如“砖石”般珍贵。

结尾

撰稿人：吴杭州

第一审：蔡璐倩

终审：吴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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