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章：农家乐：种植谷物和蔬菜

去捉蟾蜍，遇到真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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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寒假过得很快，大概是因为天天上山干活吧！不知不觉就到了1973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在小兴安岭的一个小山村过春节。

腊月十五过后，有一天许志天老师从山上回来，给我带来一封信和一张包裹的收据。

50 年代包裹清单样式：

那时，人们唯一的沟通方式就是手写信件，信件通过邮局的信箱投递。如果有紧急的事情，就必须亲自去邮局发电报。

这是父亲给我的信封，还有我珍藏的他的书法：

记得1975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回老家过年，在佳木斯买了火车票后，就给佳木斯邮电局的家人发了电报，通知他们到车站接我们。结果我们30多个小时后才到家，休息了一个多小时，邮递员才把行李送来。电报是从佳木斯发来的，是我送的，到了目的地，邮递员就把电报送到我手上。那时候的沟通真是好笑。

由于我们农林处是兴安矿下属单位，人员少，邮局没有专门的邮递员往山里送邮件。徐志田老师有一辆自行车，没课的时候，就经常下山到邮局去取大家的邮件。其实在这个小山村里，我收到的信件比较多。从1968年底我到兴安矿以来，三哥邵连负责联系我。父亲在迁安工作，我经常和他通信。后来我又和姐姐邵珍通信。在唐山的伯父和在唐山的姑母通信。

我和伯父银泽很少通信，书信也受到严格审查。即使我写信，伯父也不能回信。单位是绝密单位。所以我不再给他写信，怕给他添麻烦，因为他是第一个被调到西北的，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人，长大后搬到燕郊，在清华大学教了几年书。每一段经历都是爱国、坚毅、奋斗、创业的史诗！

许志天老师当起了义务邮递员。谢谢许老师那些年对我的照顾。这次是三哥的来信，说妈妈身体很好，兄弟姐妹都很好。其实我知道当时在生产队里干活很辛苦，一年到头只领到一点口粮。生活艰苦，全国都一样。在西方世界的打压和疯狂封锁下，国家从一片废墟建设到这个地步，非常不容易。真是全民勒紧裤腰带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大概七十岁以下的人很难理解。

包裹里装的是四斤花生，因为在黑龙江过年吃不到。我知道，我老家虽然产花生，但过年只能吃一点，孩子们也顾不上吃饱。我哥哥姐姐们把生产队发的花生都攒起来寄给我们。我们家都很穷，但是穷得很人性化。从那一年起，每逢腊月，只要我不回老家，就会收到这样的包裹：他就算回老家了，回鹤岗也会给我们带几斤花生。

春节到了，一年一次穿上新衣服的孩子们高兴极了！除了立起灯杆，各家还用小桶（人们叫它“韦德罗”，其实是俄语的音译：ведро）来装饰灯笼。把装满水的桶放在院子里。等到四周和表面结了好几厘米厚的冰时，把水倒掉，把桶里的冰原封不动地拿出来，放在院子里，在晶莹剔透的小冰桶里点上火，再放上蜡烛，就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冰灯了！

男孩们玩陀螺（人们称之为“”），放小鞭炮，扔炮。女孩们玩口袋游戏，跳皮筋。大人们喝点酒，打几局扑克，带孩子去拜访亲戚。没有其他活动。有时，一些半导体会偷偷地收听短波“敌台”，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

正月初五以后，我们要上山砍柴烧柴，直到开学。

劳动节过后，树木萌发了嫩绿的嫩芽，房屋屋檐上的冰柱消失了，山上的积雪融化了，雪水汇聚成溪流，潺潺流淌，流入阿岭河。大河。后面山脚下的草甸里，还残留着一片片没有融化的冰。

兴安泰的学生们已经开始义务上山植树了，每年这个时候，兴安泰的中小学都会组织学生参加植树活动，大家从家里带点干粮，开心地排队往山上走，这是学生们非常开心的一天，口渴的时候就知道去草地下吃冰块。这时，我们还能看到河东育新学校的几位老同学，比如游长生、周学军、谭明吉、王尚增、杨希林，还有范富等人来看望我。

到了开始耕作的时间，我清理了田里的杂草，开始绑棍子。橡树枝的树皮已经剥掉了。我把废钢丝绳烧掉，去掉弹性，当做铁丝绑棍子。我边干边学，在现成的老师陆小建师兄的指导下，我对自己的进步感到满意。

菜园里除了玉米、土豆，还种了一些常见的蔬菜，比如青葱、小葱、豆角、茄子、黄瓜、西红柿等。菜园四周种着向日葵。我找陆师兄要了一些烟苗，种了二十多棵烟树，因为那时候我抽烟，买烟要十几分钱一盒，负担太大了。

黄色烟草和豆类：

地多了，菜就多种了，可以多做点菜给同学吃，老朋友吃，多种点菜吃，我很高兴，这是民意的体现，虽然很忙，但是心里很踏实，不着急，不急躁。

时间过得真快，女儿已经一岁了，会说话了，什么都会吃，陆哥家的小红和小丽经常陪她玩，她每天都很开心。我点了不同的菜，叫女儿和两个小妹妹一起吃，孩子多吃饭就轻松多了，大家都吃得好。

大家都知道，传说中东北有四大怪兽。

①把皮大衣穿反，毛朝外。我到鹤岗后，这种现象见多了。

②在窗户外面贴上纸。自己把塑料薄膜粘贴在玻璃窗的外面。

③这个女孩拿着一根大烟斗。我在蓟县看到过很多这样的烟斗。

④养育孩子，并把他挂起来。自己动手。

“吊养儿”。意思是把婴儿放在吊篮里。在东北出生长大的50岁以上的人，大多都有过“吊养儿”的孩子。我早年是在悠闲的车里度过的。

今年我女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婴儿车里度过的。

所用的“摇摇车”也叫“摇摇车”，很少是家里自己做的新的，都是亲戚朋友赠送的，最好用二手车，因为这样的车子被证实能保孩子平安，长大了用它求吉利。我家的“优车”是韩国江大家送的，用铁丝编织而成，很结实，1976年我家搬到兴安泰四街7号楼，儿子出生后废钢丝绳多少钱一斤，也用过这辆“优车”。

这是母女俩在山里的照片，当时女儿3岁：

又一个寒假到了，除了上山砍柴，还想做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山活，听说山里的蟾蜍（林蛙）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但抓蟾蜍也需要很高的技术，才能活。

首先你得知道蟾蜍在哪，其次我不知道怎么在冰上打洞，听说在冰上打洞需要力气，我想到了余井泉（余叔）。

但他们说，禹叔一般不愿意带人上山，因为上山没几个人能跟得上他。我说，他是《水浒传》里的快手戴宗，也怕丢人，有时候会干别人干不了的活儿，比如“设陷阱”、“除黄皮”，这些都是只有禹叔能干的活儿。我决定去找禹叔，让他带我去打蛤蟆。

当时是下午三点多，余伯刚爬山回来，我和余阿姨打招呼，余阿姨热情地请我进屋。余伯听说是我，就在侧房里叫我：“少……这屋里快黑了！”我一进屋，就看见他在侧房里干着什么。我看见余伯正在墙上挂小动物的毛皮，墙上已经挂了七八块了，都是一样一样的毛皮，我都没认出来。我问余伯：“这是什么毛皮？黄色的，好看。”他说：“是黄毛皮。”我当时头皮一紧，愣了一下，说：“别怕，听我给你讲一个我年轻时的故事，你就明白了。”我当然想听。

原来，余伯伯小时候住在河里镇。有一年秋天，他赶着牛车去拉黄豆，回来的路上，有一只黄狐狸跟着他。余伯伯生气了，就用鞭子抽了那只狐狸，正中要害。其中一个黄皮肤人好像被打中了眼睛，黄皮肤人尖叫着跑开了。没几天，余伯伯就病倒了，现代医学上叫这种病叫“癔症”。过了一段时间，余伯伯很快就好了，但他就是不相信这是巫师。于是，从此以后，他每年冬天都去挖黄狐狸的窝，抓黄狐狸的皮毛卖。余伯伯说：“我干这行已经很多年了，从来都是一个人干，不牵扯到任何人。你们不用怕，鬼子怕邪。”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1970年3月，我刚到河东育新学校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校长单连喜（后来成为我的亲兄长）因为“胡家、黄家”的事情，让工宣队开批判会。

后来军德驻地学员学军事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于庆东班上一个学员得了“癔症”，哭着、笑着、唱歌着，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那是一种遗传病，一种精神病，有的可以自愈。没想到于大爷也有这种病，他就是不信，还坚持，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也没拐弯抹角，直接让他有时间带我去捉青蛙，没想到雨叔还真给我面子，立刻答应了明天带我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余伯家，拉着爬犁，带着铲子、冰镯、筛子、麻袋、咕咚耙、维得罗等工具，出发捕鱼了。去过蟾蜍岛的人对这些工具一定很熟悉。

阿凌达河到达石拉山脚后，绕过石拉山废钢丝绳多少钱一斤，向东南流去，河边低洼处多有水泡（大水坑），那时还没有阿凌达湖。

这是希拉山的北坡：

我们沿着河边一直走到石拉山的南坡。放眼望去，只见河两岸是宽阔的草地。河边的众多水泡中，有一个很大的水泡。这时，我听到了声音。是枪声。我说：“那应该是猎枪的声音。”余大爷说：“是的，今天早上我看到张一炮上山了，带着他的狗。他每天都来这里打猎。”我经常听山里的人提起“张一炮”。我没有见过他，但他们说他打猎很厉害，和我们农林部的几个人是好朋友。有时他会和朋友们分享他的猎物。

我问余伯：“他们能抓到什么？”余伯说：“狍子、兔子，经常抓，偶尔还有一头野猪。要是他再抓到一只狍子，我就给你点狍子肉吃，你肯定没吃过。”说着说着，我们已经走在水泡子厚厚的冰面上了。走了一会儿，我们停了下来，余伯从雪橇上拿下冰镯。是这个东西：

他凿了两下冰，说：“你在这里等着。”他拿着冰镯走了大概二十米，又凿了几下回来。他对我说：“开始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轮流吧。”然后他在冰上画了一个圆圈，告诉我冰镯的使用方法。他让我先沿着圆圈钻。它很重，我还没钻完一圈，浑身已经热得发烫了。于叔叔接替我的位置。钻完一圈，他在中间又凿了几下，出现了一层碎冰。于叔叔说：“你只要小心点，我只要用铲子把碎冰铲出来就行了。”他凿得很快，不一会儿，冰就凿出了一个洞。冰有半米厚。流出来的水清澈见底。

我们来到他选定的地点，很快又在冰上挖了一个洞。余伯让我拿着铲子守在这个洞边。如果我看到蟾蜍来了，我就用铲子，把它从筛子里捞出来，放到筛子里。我拿起筛子蹲下来等着。余伯拿着耙子，走到冰洞边。

超略与咕咚吧：

一开始，水面有些波涛汹涌，过了一会儿，余伯伯开始用耙子搅动水面，水浪越来越大，蟾蜍出现了，我捞起两只放在筐里，它受了惊后，就来到这个通风孔呼吸空气。

当我捞出十多条的时候，我一抬头，看见一条狗蹲在我对面。这肯定是猎人“张一炮”的狗。我继续蹲在那里看。过了一会儿，余伯悄悄地走了过来。狗手里拿着咕咚耙子，慢慢转身走开了。余伯问我：“你倒是挺冷静。”我说：“什么叫冷静？”他说：“我从来不会面对狼，不要慌。”我说：“那不就是张一炮的狗吗？”余伯指着说：“你仔细看它的尾巴。”我看见尾巴是拖着的。余伯说：“狗是抬起尾巴的，狼是拖着尾巴的。狗的尾巴短而细，狼的尾巴粗而长，这就是狗和狼最大的区别。”

啊！我一点儿都不知情。余叔说：“多亏你以为是狗，没有慌张。我看是狼才过来的。我手里拿着耙子，狼吓得跑了。它是一匹孤狼。其实你不攻击它，它也不会伤害你。我就用耙子吓唬它，它就慢慢走开了。孤狼也有罪。这是我有生以来，与小兴安岭狼群最亲密的一次接触。”

狗和狼：

青蛙不多，中午就抓了四十多只回家了，于大爷说：“你们不会做饭，我回家做给你们吃。”

下午，余伯伯的二女儿余文英和她哥哥余文峰给我们送来了一大盘炸蟾蜍。

女儿看到炸蟾蜍，不知道是什么，就吃了，看上去好吃极了，一下子吃了三只才停下。后来，余叔还送来了狍子肉，是张一炮给的，他让我们用他的馅包饺子，因为饺子馅里油少，吃起来有点土味。不过，这辈子能吃到狍子肉，还是要感谢余叔。

于伯伯于2016年春天去世，享年86岁。愿于伯伯在天堂一切安好，祝福他的子孙后代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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