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之际，中国经济走过了高速增长的辉煌历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今，经济潜在增长放缓和需求不足齐头并进，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双重困境。

需求不足并非偶然现象。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和水平密切相关。当经济发展进步、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时，需求不足很容易转变为持续的挑战。

经济学界不少学者达成共识：需求不足虽然可能是收入分配不平衡、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等结构性弊病的根源，但真正导致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的往往是应对不当。到需求不足。战略。

鉴于此，中信研究院特别邀请了《增长奇迹之后》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CF40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执行院长张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研究院。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进行深度对话。

围绕总需求现状、政策应对路径、产业结构重塑、消费趋势变化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追溯高收入经济体遇到的困难和对策在他们的经济腾飞奇迹之后，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2025年打破局面的最佳途径。

下面我们特意整理了本次对话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需求不足

主持人：从三重压力开始，需求不足不断出现在政策制定中，并逐渐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如何理解当前需求不足？

张斌：说到需求不足的原因，我们可以有很多解释。如果解释过多，解决问题的政策方向就会很分散，不利于集中精力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对需求不足的原因做一些分层。

需求不足的第一层是负面影响，也可以称为初始诱因。长期积累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股市大幅下跌、房地产价格大幅暴跌、或者我们经历过的COVID-19疫情等各种因素过去两年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都可能成为需求不足的导火索。

第二个层面是市场本身的解析能力。我们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尤其是古典经济学派，如果价格完全弹性，市场就能自发出清，需求不足的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

在现实情况下，价格并不是完全有弹性的，市场很难快速自发地出清。不仅如此，市场在受到最初的激励或冲击后，还会放大需求不足的情况。

以房间内三人ABC的经济关系为例。 A的支出构成了B、C的收入来源，B的支出又成为A、C的收入，C也是如此，三人相互关联，形成经济循环，即彼此的收入。取决于别人的支出，自己的支出换算成别人的收入。

不管最初的激励和冲击如何，当A突然减少支出时，即使B和C原本正常，他们的收入也会因为A的变化而减少，从而导致B和C的支出减少。这样一来，A、B、C的收入和支出就会陷入螺旋式下降。

就个人而言，收入下降而减少支出的行为似乎是理性的。然而，这些个体行为的累积结果显示出非理性的螺旋式下降。这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

第三个层面是政策应对。在大衰退期间，需求严重不足并被放大。凯恩斯强调，大萧条的原因不是最初的触发因素或市场失灵，而是糟糕的政策反应。弗里德曼强调货币政策有问题，这一观点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

当时美国和欧洲都深受其害。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日本虽然受到打击，但由于高桥是清巧妙运用政策应对需求不足，日本的GDP并未受到严重打击。

需求不足可以从三个关键层面进行深入分析。在初始激励层面，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疫情的影响及其遗留效应是显着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大规模调整，债务风险仍处于化解过程中。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需求不足的根源。

从市场角度看，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政府相关收入大幅下降，进而导致政府支出呈下降趋势。以政府类比为A，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为B，其他居民和企业为C，房地产投资和政府广义支出占GDP支出的40%。当两者的消费能力不足时，其他部门的收入大幅下降，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受到严重影响。随后，居民购房减少，税收减少，形成恶性循环，并不断放大。出现需求不足的情况。

从政策角度看，近两年货币政策虽然降息，但降幅低于物价降幅，导致实际利率不降反升；

从财政政策来看，与疫情前10%以上的一般财政支出增速相比，近期增速极其缓慢，今年年初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应对不足，难以有效遏制需求不足的螺旋式下降趋势。

对这三个层面进行全面立体解读，对于深刻认识当今中国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和影响因素，从而为后续应对策略的制定提供信息。强有力的支持和基础。

陆明：我补充一点张先生没有提到的，就是消费结构。

回顾今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刺激消费的三个关键词：增加收入、优化结构、减少限制措施。在优化结构方面，就我国当前主要经济门类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呈现出不同的走势。制造业需求相对不足，其结构性过剩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倾向于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投资规模大，可以在短期内带动显着增长，并有利于税收。然而，结果却是产能异常增长。

另一方面，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出口来消化产能。当前，外需疲软，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变化。遵循全球发展规律，新消费更倾向于服务业，制造业需求逐渐饱和。比如家电、汽车甚至手机的消费增长都出现了放缓的迹象。

尽管整体消费存在短板，但服务业仍存在亮点。特别是年轻人听音乐会、参加音乐节、旅游等吃喝娱乐消费增长较快。以我今年夏天在浙江的调研为例，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出行需求恢复较快，提前一周都很难买到票。这充分说明服务业存在大量新需求。

但服务供给面临不少问题。

首先，有很多控制措施。两会提出了减少限制措施的措施，而现有的这些限制措施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服务领域，既限制了服务供给，又抑制了服务需求，阻碍服务消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是供给能力有限。以电影业为例。今年电影票房大幅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没有观影需求。事实上，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超过电影市场，这说明居民对文化精神产品仍有需求。就我个人的观影体验而言，国产电影的质量参差不齐。受电影排片、审核等因素影响，电影投资难以获得稳定回报。投资者的积极性受挫。供给侧问题导致服务业结构性机会未能充分释放。

2025年谁将带头拉动内需？

消费或投资

主持人：在当前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消费能否主要依靠消费拉动需求，成为主导力量？

张斌：从国际经验和比较来看，我国存在投资比重高、消费比重低的情况。即使考虑到统计标准的争议并进行调整，消费占比仍然较低。我同意增加消费。但扩大消费应该被视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它与逆周期政策不同，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消费的支持必须是持续、稳定的。

我非常同意陆鸣老师的说法。消费存在结构性问题，很多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究其原因，是消费供给侧存在缺陷。一些消费者需求显然存在，但由于供应跟不上而受到抑制。供给不足涉及诸多制度因素，如限制市场准入、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等。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无论是劳动收入还是财产性收入，都是极其重要的举措。但我觉得现阶段单纯增加消费不足以扭转需求不足的局面。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政策和制度的协调安排，不是简单的逆周期政策工具就能实现的。

疫情前，消费比重呈现上升趋势，结构逐步优化。但疫情过后，尤其是近期，消费陷入低迷。这既包括长期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包括周期性因素的干扰。从居民消费支出趋势来看，当前制约消费的核心因素是收入增长。

正如宏观经济学所解释的，收入取决于支出。支出多就意味着收入多，分配给居民的收入就会增加。今天的消费低迷是因为收入低，收入低又因为支出总量水平不足。就像之前提到的A、B、C这三个圆圈一样，它们陷入了螺旋式下降。一旦收入下降，消费必然随之下降。减少。

那么，如何打破这个循环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我认为，在收入周期与支出的负循环中，如果进一步细分，在支出方面，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从收入来看，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是快变量，劳动收入是慢变量。

当前，投资下降首先导致企业利润和税收下降，形成快速负循环，进而带动总体收入和支出水平下降，最终导致慢变量下降比如消费和劳动收入，就是变化快的变量。启动慢变量的变化。

因此，想要短期内快速摆脱需求不足的困境，最有效的着眼点还是投资。只有抓住投资这个快变量，尽快扭转目前的负循环，让总支出水平回归正常，才能稳定收入、改善消费等慢变量。

当然，我只是从逆周期政策的角度阐述我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供给侧优化、社会福利保障等支持长期消费的措施。但我们需要明确区分不同的政策目标，并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

陆明：当前形势下，我比较赞成通过投资政策短期扩大投资和需求，比如适当增加财政支出，甚至增加政府债务，但投资需要注意结构。

一方面，避免投资产能过剩行业；另一方面，鉴于区域经济分化明显，人口减少地区基础设施闲置，投资应向人口流入、流动人口城镇化需求较强的地区倾斜，如道路、比如地铁、学校、医院等，可以根据人口流动方向调整投资，优化产业和区域结构。

关于消费，张斌老师提出这是一个长期政策，我很同意，还有一点补充。

短期来看，政府并非无所作为。增加对低收入人群、失业人员、老年人等困难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无论是现金还是消费券的形式，都可以刺激消费，因为它们受到经济负面影响的影响很大。

在刺激消费结构方面，应鼓励服务消费，特别是在较发达地区。例如，上海发放消费券，鼓励体育、住宿、餐饮、电影等消费。购物需求饱和，存在跨期替代问题，但服务消费不存在，刺激措施可以优化。

针对公众无钱消费的认知，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促进消费。

关于消费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在经济平衡增长的道路上，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本积累、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消费不是增长的动力。

但当经济偏离最优增长路径，如投资过多、消费比例过低，如我国制造业产能依赖出口且规模巨大且不可持续时，就需要优化结构，减少不可回收投资，解决产能过剩。这时，增加消耗比例是正确的。

制造业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收入比重较低。刺激制造业发展的投资会形成负反馈，即劳动收入占比低，进而不利于居民消费；而服务业劳动收入比重较高，如果能释放其发展机会，形成正反馈。优化服务供给可以形成供需之间的良性循环，即提高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的长期形势是经济偏离平衡增长道路，经济受到消费率特别是服务消费低迷的困扰。有必要区分不同经济条件下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避免产生误解。

2025年，钱从哪里来？

服务业或制造业

主持人：目前是需求不足，还有一些需求受到抑制。在经济快速调整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已经减弱。在此背景下，未来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存在于哪些领域或领域？方面？

张斌：从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来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人工作非常努力。制造业升级和餐饮、旅游、住宿等高度市场化的服务业创新不断涌现。总体来看，供给侧亮点较多。每个人都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并不断为之奋斗。

但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尽管大家努力工作，但获得感不强。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政府税收都在下降，说明主要矛盾在需求侧。

如果能够迅速打破需求不足的局面，将有效支撑经济增长。缺乏信心和期望的关键是人们收入少。如果需求不足得到缓解，将对信心和预期产生积极影响。

从长期结构性角度看增长动力，无论是消费升级带来的消费需求，还是产业升级衍生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服务业潜力巨大。

在零售、批发、住宿、餐饮、旅游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方面，中国具有较强的全球竞争力。

然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或公共服务业虽然有需求，但由于供给侧诸多结构性因素，如市场准入门槛高、公平竞争有限、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其潜力尚未显现。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得到充分的释放。以国际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为参照，中国这些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缓慢。

因此，从需求方的长远角度来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存在，人们也会为之不懈努力。关键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政策能否深化改革。如果能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保证公平竞争、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这些都将转化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陆明：当前，我们要牢牢抓住结构转型这个关键力量。特朗普上任后加征关税将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生影响。这更加凸显了拉动内需增长的重要性，增强了发展内需的紧迫性。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卷化现象有所不同。制造业因产能过剩依靠降价竞争，而服务业有大量未实现的机会，很多从业者集中在外卖、网约车等少数行业，加剧了内卷化。如果能够释放更多的服务业岗位，那么内卷化程度就会得到缓解，这说明结构转型意义重大。

服务业对制造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任务，需要依靠创新、品牌和技术进步提升质量。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在这些方面助力制造业的发展。日常服务业可以消耗大量的制造能力，两者并不对立。

例如，体育活动将带动外套的购买，音乐节将带动垫子的购买，餐饮消费将带动桌椅餐具的需求。服务业发展可以带动制造业需求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是释放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

此外，还有空间机会。中国人口空间分异是一个长期趋势。人口流动集中在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从大城市边缘流向中心城区。本质的推动力是服务业的需求。例如，留守儿童问题发生了变化，并日益向流动人口来源县集中。农民工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比以前更高，县城消费比农村好。

大城市和中心城区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服务质量和多样性更好。这就要求供给侧从制度和基础设施上适应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比如体育消费和餐饮消费、城市街道的开放、河流（河岸）的合理利用等都可以成为消费场景。减少限制对于刺激消费至关重要。

从长远来看，制造业创新与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不仅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还能催生新的消费模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就将依然强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