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北方的机构比较听话，而南方的机构普遍不听央行指令。”

“表演”没有结束

市场信息显示，1月3日上午，央行再次对近期“大举”购买国债的机构进行约谈。除天元二手物资外，银行主要包括广西、浙江、厦门等地的十余家中小银行，以农商行为主。

笔者了解到，2024年12月，央行约谈了一些在“债牛”市场期间进行激进交易的金融机构。

与上次采访相比，本次采访包含了更加严重的警告和窗口引导。一方面是风险提示；另一方面是对其下一步的交易行为提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要求。

上述查明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债券交易内控管理不完善、对交易者过度激励，导致部分交易者交易行为扭曲，以及通过连续买卖、自买自卖、频繁炒作等方式影响。报价和提款以诱导交易。债券价格上涨，部分交易涉及利益输送。

笔者发现，每当出现国债利率快速下降的情况，就会触发“约谈”，央行也会越来越重视。

在10年期国债利率低于1.6%、30年期国债利率低于2%的这一点上，央行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

有市场人士认为，央行去年曾多次约谈，“直接找到相关机构高管”，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央行对购买债券的机构基本没有约束力。于是，一些南方机构趁其他机构暂时借势加仓。业内甚至有一种说法：“央行约谈是最好的加仓点”。

“北方的机构比较听话，而南方的机构普遍不听央行的号召，”该人士表示。 “要真正起到效果，财政部和金融监管局应该出面。但为什么央行总是出面呢？或许原因是，汇率和利率是央行的两个核心KPI。” ”

表现不佳

以“苏南四小龙”为代表的农商行为何热衷于债券投机？

背后的原因充满了无奈。在当前金融生态中，区域性中小银行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一方面，它们跨省拓展业务受到限制，无法像大型银行那样通过广泛开设网点实现规模快速增长和资源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牌照和专业资质有限、缺乏专业投研团队、金融产品线丰富，这些中小农商行也很难获得中间业务收入。

原本利润颇丰的保险代理业务，由于“保银合一”政策，明显影响了这些地区中小银行的收入。

发展下层客户、发展普惠金融是政策导向，也是区域中小银行发挥自身优势的地方。但“三农”和小微企业天然存在经营稳定性差、抵押品不足、财务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也可能带来不良贷款率上升、侵蚀企业根基的风险。利润。

相比之下，依靠债券赚取投资收益是一种难度较小、风险较低的选择。而且，随着净息差收窄、各大银行放贷量下降以及企业融资需求减弱，农商行信贷业务受到挤压。利用闲置资金配置债券增加利润，可以说是农商行的救命稻草。

近两年债券市场呈现出单边牛市的特征。因此，配置和交易债券确实可以为农商行贡献可观的收入和利润。

从上市城农商行2024年前三季度的数据不难发现，不少农商行的净投资收益已占整体收入的20%以上，其对经营的贡献利润率已超过40%。

从此次传闻被“约谈”的江浙沪、厦门等地的城乡商业银行来看，其投资收益较其他地区更为重要。

相比之下，瑞丰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也小幅下降1.34%。

此前监管部门通报的苏农银行也是如此。同期实现净投资收益8.55亿元，同比增长63.66%，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从同期的17.01%提升至26.56%。

同样，苏农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下降了4.80%。如果没有债券投资收益，这些农商行的业绩压力只会更大。

供给侧处方

面对央行频频施压，农商行对于债券市场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甚至大举抢注资金。

这也说明，在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大家仍然认为配置和交易债券是有利可图的。考核机制在这里无疑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

尽管利差收窄，银行仍要保持收入和利润增长，因此对自营部门的考核必然会强调投资回报。

为了实现6%以上的自营资金投资回报率，交易者会倾向于频繁进出市场，捕捉微小的利率波动，进行波段操作，甚至使用高杠杆工具来放大收益。

但这种“盈利”是不可持续的。

过度依赖债券投资特别是中长期债券，将使农村商业银行在市场调整过程中面临更大的利率风险。其风险敞口很可能是核心资本较小的农村商业银行难以承受的。

频繁的短期交易也暴露出农村商业银行内控管理的不足。如果涉及不当经营和利益输送，将损害农村商业银行的市场声誉，影响其与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最终招致监管部门的调查和处罚。

债券交易员还知道，利率走廊的收窄只会让他们的职业生涯开始倒计时。

上述市场人士认为，除了债券投机机构的动机外，造成目前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债相对于需求的供给缺口过大。 “加大供给侧力度可能会阻止央行反复进行无效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