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强调，“当前外部环境变化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谈到外部风险，管涛表示，明年经济工作将明确把重点放在“防范化解外部风险”上。 “影响”已经被考虑在内，意味着政策会在这方面积极应对，甚至提前做出安排。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提高财政赤字率

这次不用再猜了。”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解读明年“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关涛：财政政策将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和重大变化。这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直接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过去几年一直是带有后缀的“积极财政政策”。

尽管过去一直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大多数时候仍面临红线，即赤字率不超过3%。有关赤字率的信息可能要到明年3月的两次会议才会公布。这次会议内容明确提出“提高财政赤字率”，堪称提前“破格”剧透。赤字率是否会改善，无需猜测。

《中国新闻周刊》：货币政策回归14年前的“适度宽松”。你怎么认为？

关涛：这个说法并没有超出预期，也不应该过度解读。今年6月，行长潘功胜公开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立场是支持性的”。此后央行多次重申“支持性货币政策”。

近年来，2020年提出“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2021年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必须灵活精准合理适度”，2022年又提到2023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准确有效”。今年“支持性货币政策”的制定基本上是对前期货币政策操作的确认和延续。

很多人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14年前进行比较。需要提醒的是，当前的货币政策，无论是存款准备金率还是政策利率，都还在正常空间之内。然而，现在的空间比十多年前要小得多，环境也更加复杂。因此，有必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精准调控，提高政策效率。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哪些货币政策工具值得期待？

管涛：会议内容明确提出“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和“探索拓展央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职能” 。这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必须兼顾稳增长和防范风险。

今年下半年，聚合工具会有一定的创新，并且会不断丰富和完善。例如，央行在8月至10月进行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并通过该渠道陆续释放基础货币；又如买断式逆回购等。

结构性工具是“缺失的”。积极的行动已经出现，比如今年9月针对资本市场推出了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对于现有的工具，如果市场需要，基于之前的实施情况，可能需要梳理政策传导渠道，更加激励相容，调动积极性；对于一些用得比较好的阶段性工具，该保留的就保留。如果应该提高限额，就提高限额。

针对新的需求，应该创建一些新的工具。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继续努力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企稳”。今年10月，央行还提出“研究允许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贷款和收购现有土地”。中国人民银行提供必要的再融资支持”。房地产去库存可能是一个重要方面，不排除会有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更能体现政策的针对性。

《中国新闻周刊》：明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

管涛：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物价稳定。目前物价处于较低水平，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面临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因此，当前货币政策可以更多地与财政政策配合，帮助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维持宽松的金融环境。

需要记住的是，货币政策不能“为了宽松而宽松”。 2020年，由于货币政策相对灵活，从年初开始生效，而财政政策则需要经过必要的程序，要到5月底的两会才会完全生效。但货币政策已经到期，自然会退出。这导致下半年财政和货币政策严重失调。在没有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利率或市场基准利率的情况下，市场利率大幅上涨。

当财政政策不积极、货币政策起主导作用时，很可能“子弹”就会被打掉。当财政政策需要积极时，货币政策就需要进一步加强。

现在我们看到货币政策从9月底开始就降准降息了。尽管部分货币信贷指标有所改善，但市场融资有效与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人民币信贷和国债发行的同比和环比数据均呈现增长放缓的趋势。

“消费是一个缓慢的变量

但如果你早做，你就会早受益。”

中国新闻周刊：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来看，对于如何认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是否达成了共识？

关涛：我认为大家已经达成共识，既要促进投资，又要拉动消费。正如会议内容在重点任务中指出的，“大力促进消费，提高投资效率，全方位扩大内需”。

投资是集中决策，决策链条短，比较容易“立竿见影”地取得成果。消费是分散决策，短期内效果可能不会那么明显。消费可能是一个缓慢的变量，“但市场不一定能感受到”。例如，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确保今年国庆节前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个人所得税还提高了多项专项附加扣除等标准。

但消费非常重要，最终消费不足就会阻碍经济高效循环。虽然这方面的办法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前进。我们必须尽早采取行动并受益。 “缓慢改变”也必须要做。越早做，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速度就越慢。

《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财政政策“促消费”还有哪些空间和方式？

关涛：与投资相比，我们过去的政策对消费的关注较少。财政政策措施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也是本次会议的亮点。

比如，今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向地方政府安排1500亿元超长期专项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结果。明年是否会提高信用额度或扩大以旧换新产品范围？

当前消费问题比较突出，亟待加大力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医保”的重要内容。 、基础性综合民生建设”。 ”等内容。

除了扩大落实“两新”政策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实施促进消费专项行动促进收入增加、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和“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等，也是民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拟出台改革措施不久的将来，但能否达到发放消费券同样的效果还面临一定的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投资领域面临哪些挑战？

管涛：投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无论是国债投资还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资，都需要回报，即“有效投资”。项目储备不足也会影响政府投资和稳增长财政政策的实施。

短期来看，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的作用。但如何提高效率、清除卡点、堵点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政策转变有利于推动经济持续复苏，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结构调整争取时间。正如会议内容提出的，“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引领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我们不能只是“放水”然后坐等经济好转，因为这是不会发生的。只有通过改革、疏通堵点，才能更好发挥稳增长的政策效果。

《中国新闻周刊》：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中，您认为目前哪一点比较关键？

管涛：“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是重要的改革内容，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比较突出。

举个例子，美国房地产的问题通过有毒资产影响金融体系，这是一种金融风险。我国房地产在调整过程中，通过土地财政影响地方财力，这是财政风险。房地产不仅仅是房地产的问题，更是土地财政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土地出让收入有所减少。短期内，必须依靠中央转移支付来补充地方财力。从长远来看，必须依靠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地方财力的独立性。在改革过程中，还需要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和行政事权。 “重点领域风险缓释”需要统筹考虑。

“积极应对外部冲击

关键是要加快现有政策和增量政策的落实。”

《中国新闻周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您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关涛：事实上，这已经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连续第三年提到汇率问题，也是“811”以来首次连续三年提到。 2015年汇改。这意味着“内外均衡”仍然是货币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人民币汇率目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对华贸易政策。一方面，将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影响国际收支和外汇供求；另一方面，会通过金融和信心渠道影响市场预期，最终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

今年9月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及海外交易价回升至7元左右。 10月份以来，由于美联储宽松预期降温以及特朗普贸易回归，出现了快速回调。因此，必须密切关注外汇市场变化，防止出现顺周期、单边羊群效应。当局的货币政策操作在某个阶段必然会发生变化。

中国的大国货币政策坚持“国内优先”，优先支持国内增长和就业。同时，还要考虑外部环境变化、外部货币政策或资本流动的影响，这意味着政策必须做出权衡。

但应该相信的是，出台的政策不仅包括更加积极、有前景的宏观政策，也包括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举措。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复苏前景，那么外部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负面影响可能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大。

今年四季度以来，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些调整。但一个有趣的情况是，在这波调整中，外部环境利空人民币汇率。但国内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价格偏离中间价的幅度与上半年相同。大的。上半年个别交易日交易价格甚至处于跌停，但四季度大部分时间偏差在1%以内。

我也多次强调，特朗普2.0贸易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能简单照搬其上任经验。上次是黑天鹅事件。市场对中美贸易冲突尚未做好心理准备。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市场重新定价的过度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我们也经历了人民币汇率长期“维持7”的时期。现在，人民币汇率开启双向浮动区间，市场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适应能力有所增强。这些都意味着，随着实际汇率弹性的增强，有利于释放升值和贬值压力，避免单边预期积累。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汇率之外，如何应对特朗普2.0带来的全面挑战？

管涛：特朗普在这次大选中威胁要从四个方面升级对华贸易制裁：一是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即最惠国待遇）；二是取消对华贸易制裁。其次，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税。关税60%或以上；三是四年内停止进口中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四是严厉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输美。

综上所述，中国既要做好中美经贸关系未变好之前先变坏的准备，更要避免未战先战、先战后怯。相反，中国必须保持冷静，并在出现问题时采取策略。即使从长远来看，中美贸易关系可能发展成今天日本与美国的局面，中国也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延长这一期限，以减少短期大幅调整对贸易的影响。中国经济。

积极应对外部冲击，关键是要加快落实现有政策和增量政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运行回归合理区间，扭转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这将增强中国对外经贸谈判的底牌和信心。同时，要在沙盘推演和情景分析的基础上，及时跟踪、动态评估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进展，主动出击，提前谋划，趋利避害，着眼未来。在危机中寻找机遇，从最坏的情况做最好的准备。结果。

与特朗普1.0时期相比，现在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明年的经济工作明确把“防范化解外部冲击”作为考虑因素，这意味着政策将在这方面积极应对，甚至提前做出安排。

会议内容还指出，要“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正是因为中央深刻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及其严峻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