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伊始，“两新”政策持续加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表示，2025年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可享受最高500元优惠和手镯；购买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等家电产品时，可享受最高2000元的优惠；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享受2万元优惠。此外，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工程”的资金总规模较去年大幅增加，具体金额将在国两会期间公布今年。具体来说，支持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到电子信息、安全生产、设施农业等领域，重点支持高端、智能化、绿色装备的应用。

随着新一轮“两新”政策的实施，业内认为消费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目前，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预计2030年后将上升至50%以上。由此来看，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未来几年促进消费。

“首发经济”未来将如何促进消费？如何理解财政支出在释放消费过程中的杠杆效应和挤入效应？对此，财政政策应如何发挥作用？ “以旧换新”对拉动消费增长效果显着。哪些品类会继续拓展？ 2025年还有哪些消费主题更值得布局？消费能否进一步增长？第一财经日报《首席对策》采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

程实的主要观点：

“发射经济”可以发挥“鲶鱼效应”，顺势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两新政策”适应消费方式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从“外在炫”到“内娱乐”，供给侧要更好满足消费多元化变化

不同地区的新旧换新的优先顺序不同。

简化流程、优化资金配置体系也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内容。

从长远来看，政府支出会对消费产生“挤入效应”

花钱果断、谨慎，长期效益就会不断显现。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惠及更多微观经济部门

打破三方面制约，更持久释放消费潜力

消费基础建设是大趋势，将开创消费市场新蓝海

“首发经济”可发挥“鲶鱼效应”

顺势而为，挖掘新消费潜力

第一财经记者：程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我们看到2024年“以旧换新”对于促进消费将会有非常好的效果。您和您的团队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新想法，即“首推经济”可能成为后续促消费政策的重大突破点。您能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吗？

程实：正如你所说，促进消费确实是当前政策的重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认为促进消费政策最重要的不是刻意让老百姓花钱去消费，而是顺其自然，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首发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我认为最初推出的经济可以对消费市场的消费端和供给端产生“鲶鱼效应”。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首发经济实际上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满足他们对原创性、个性化、多元化的新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发射经济也可以激励生产者进行更多创新，制造更多个性化、差异化或本土化的产品和服务。其实对于整个消费市场来说，我相信会出现供需刺激的鲶鱼效应。

“两新政策”适应消费方式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从“外在炫”到“内娱乐”，供给侧要更好满足消费多元化变化

第一财经：您如何看待2025年？您认为哪些消费主题值得布局？

程石：我觉得以旧换新其实对应的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之后我们消费模式的一些变化。生产和消费的一些品种和服务会有一些客观的升级需求。以旧换新，包括整个中央的“两新”政策，实际上适应了微观经济的潜在需求，做了一些引导性政策，鼓励你多做这些事情。

我最近做的一项研究就是探讨中国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大标题是“从外在的炫目到内在的娱乐”。 （消费者）不再追求一些炫耀性的消费，或者一味的追求品牌什么的，而是更多的追求实用性、品质、和自己的契合度，以及产生的内在的愉悦感和效用。满足。事实上，这将更深刻地体现在新一代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观上。

所以我认为消费市场的下一个关键点是如何通过我们消费政策的引导和生产企业的进一步升级来提高我们的供给能力，进一步满足新时代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新的需求。

不同地区的新旧换新的优先顺序不同。

第一财经记者：我们看到，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自主采取措施更新“两新”政策范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2025年地方政府将独立实施“两新政策”呢？扩张的过程？

程石：毫无疑问，会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政策。那么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所以被称为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各个方面的平均收入和家庭消费习惯都存在一些差异，所以我相信“以旧换新”在不同地区，尤其是不同类型的地区，还是会存在一些差异。

简化流程并优化资本配置

制度优化也是促消费的重要一环

第一财经记者：除了扩大范围之外，还可以出台哪些促消费政策来改善营商环境？例如，各地是否应适当降低参与商户门槛、加快预支补贴资金拨付等？

程实：是的，您提到这些都是制度创新或者制度优化。毫无疑问，制度的优化将对做好政策、做好事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系统优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简化流程，优化资金配置，把钱花在效果更好的地方。因为我们前期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哪些地方可能更适合这些政策，我们会做更多的事情，资金的再分配也会有更多的倾斜；另一方面，随着门槛的降低，整个申请流程中的审批流程将会进一步简化，这是理所应当的。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资金毕竟是非常宝贵的政策资源，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提高效率，避免浪费和可能的违法行为。

从长远来看，政府支出会对消费产生“挤入效应”

第一财经记者：您还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就是在释放消费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财政支出的杠杆效应和挤入效应。我们通常讲挤出效应，但您特别提到了挤出效应。您能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吗？

程石：杠杆效应体现在它带来的效果会远远大于投资。这在新兴市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成长型市场，其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很大可以挖掘。

还有另一种效应，称为挤入效应。当政府花钱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慢慢会对消费产生一些积极的刺激作用。这种挤入效应是一个渐进、逐渐增强的过程。我们确实发现确实存在，而且这是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拥挤效应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是，如果政府支出能够直接到达微观经济部门、家庭部门、私营经济部门，其实对就业市场会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反过来将为国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带来一定的长期动力。另一方面，政府支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效应。它将带动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变化，进而带来消费者行为的一系列变化。

花钱果断、谨慎，长期效益就会不断显现。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惠及更多微观经济部门

第一财经记者：针对你提到的挤入效应，宏观政策如何有针对性地推动？

程实：一方面我们花钱还是要有决心，政府还是要敢花钱。我觉得我们的实证研究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实证研究，所以它讲的是事实。如果这是真的，从长远来看，这两种影响将会存在。因此，特别是在当前内需低迷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进一步果断地增加财政赤字，实际上会有非常明显的长期效应。所以花钱的时候一定要果断。第二点就是花钱要慎重，就是说你要花在刀刃上，而且要能够真正影响到微观经济部门，就是我提到的民营经济、私营企业、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对于中国的政策来说，如果我们要进一步体现这两个效应，进一步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将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直接地投向微观经济。部门;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需要大力实施，这样对整个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影响才能进一步体现。

打破三方面制约，更持久释放消费潜力

第一财经：一旦需求达到一定程度，怎样才能让这种边际效益持续得更久？

程石：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结论都是基于同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建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之上的。所以如果你想让这个结论打破它应有的界限，我想你只能做一件事、一个方向，那就是改变眼前的既定条件，优化这些条件。

第一个我认为更多的是鼓励创新。因为创新本身就会刺激一些潜在的需求，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国产时尚品牌，包括一些很酷的游戏，包括资本市场非常火爆的小米经济。其中许多是从头开始创建的。一些非常好的想象力。

所以第二点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抓住就业。如果收入增加了，那么实际上我们整个消费的约束就会放松。收入增长有两个重点：一是工资性收入，二是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仍需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在稳定就业、保障国民收入稳定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对于财产性收入，还需要进一步稳定股市，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从融资功能向投资功能的转变。

放松条件的第三个关键点在哪里？可以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如果期望和信心等主观因素发生变化，消费者行为和我们既定的约束实际上很可能会被打破。所以我认为这是三个重要的方向，创新、就业、信心。

消费基础建设是大趋势，将开创消费市场新蓝海

第一财经记者：那么总体来说，在2024年促消费效率增长比较好的基础上，2025年相比2024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有更明显的跳跃？

程石：从数量上看，我认为会是一个稳定的增长。其实我们估计可能是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不仅仅是2025年、2026年。那么我觉得消费增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结构性变化。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永远有人年轻。这群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军。他们的消费品味和消费方式是决定消费市场主流的关键点。所以我觉得中国消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简单的说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消费行为本身就能够反映他们内心的感受，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最大的消费趋势叫基础消费，就是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基本消费和服务消费。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交通、娱乐。增量体系将为中国消费市场的未来创造新的蓝海。